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全国规格建制、名声最盛、红色资源最为丰富的一处圣殿，在这里安葬着我国已故的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比如朱德、董必武、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在这里还安葬着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比如林徽因、老舍等人；甚至还安葬了一些外国人，比如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

除了这些人以外，八宝山革命公墓还有一批国军将领，据不完全统计有14位国军将领葬进了八宝山，其中有一位国军将领曾经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守灵，有一位国军将领葬在八宝山之后骨灰盒还被其家人迁出。

这十二位国军将领都是谁？为什么他们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谁为毛主席守灵？谁的骨灰盒被迁出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由来

1949年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是在百忙之际周恩来总理还是抽出时间，准备在北京找一块地方建立墓地，用来安葬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们。

当时全国还未完全解放，蒋介石、西南流寇的问题都并未彻底解决，与这些大事相比修建墓地确实算是小事，但是周恩来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大事情，并且对吴晗说道：

“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这是件大事情。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为打天下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共产党无情无义，打下江山就忘了本。你们在北京找块好地方，建一座公墓，把烈士们的遗骨迁进去。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和后代时刻不忘胜利来之不易。公墓既要作为烈士的安息地，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

这一番话中有两个关键点，其一就是不能忘了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先烈；其二就是要确定祭祀体系（公墓），同时作为一个教育后代的场所，要保持这种祭祀文化。

这两点尤为重要，第一点就不用说了，安葬先烈们这是必须的，不能让烈士流血又流泪，也不能让活着的人心寒，更不能做忘恩负义之辈。

第二点则是有时代背景的，因为当时的祭祀体系十分混乱，有传统的宗族祖墓、封建王朝的皇陵、侵华日军建造的忠灵塔和忠魂碑以及神社、国民党建立的忠烈祠、共产党建立的英雄纪念碑和革命公墓。

法国的学者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人们可以对空间进行“政治性的加工、塑造”诚然，记忆和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中国，宗族祖墓的存在可以很好的为宗族提供凝聚力。一家是如此，一国更是如此。

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大量建造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物（忠灵塔、忠灵碑），试图通过这些祭祀地来影响中国的祭祀体系，从而取代中国的传统祭祀文化。

祭祀场所、体系、文化都是有很强的影响力，日本的“文化入侵”必然会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在中国新旧文化交替之际。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可能熟视无睹，比如封建社会的遗民受封建文化荼毒较深，这帮人还在采取传统的祭祀文化，比如溥仪晚年就葬入皇陵，而各地的宗族祖墓、祭祀更是屡禁不止。而当时的国民党为了强化“正统地位”，也广建忠烈祠，与之对抗。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肃清封建荼毒和日本的文化侵略，政府方面全面采用纪念碑、公墓为象征的祭祀体系、文化，同时不断的强化这一体系、文化，使其深入人心，进而产生集体记忆。

我们在上面就说了，记忆和空间是相辅相成的，集体记忆必然会表达在空间上。如今人们再提祭祀肯定是公墓或者纪念碑，而不是去所谓的皇陵祭祀。不同的国家或族群的集体记忆是有差异的，所以空间也不同，而表达空间的场所也不同，比如日本本土仍旧坚持神社、忠灵塔祭祀。

话有点扯远了，总之以公墓、纪念碑为空间场所的祭祀体系是我国现有的体系，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最好的体现。

吴晗在接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后，在北京寻找合适的场所，在来到八宝山之后，他就打定了主意。此处松柏苍郁，生机盎然，林木间还有一古刹寺院，不仅景色迷人，气度也是不凡。这一古刹就是明代褒忠护国寺，不过这一段历史也到了终结的时候，历史翻页再见时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了。

从此，此地成了缅怀革命先烈和爱国人士的一处圣殿。因为其特殊地位，所以很多人都想葬在此地，为了避免墓地太过庞大，中央也制定了葬在此地的一些标准：

1：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领导人；

2：对革命有特殊功绩、对牺牲或积劳病逝的革命人士，申请批准后可葬；

3：根据干部级别划分了几块区域，县团级、地委级、省委级、中央领导以及部级区域；

这个标准出自《革命烈士公墓安葬暂行规定》，后续也曾多次修改，比如在2013年的时候调整骨灰存放范围为司局(师)级以上干部，同时工资改革前行政十四级以上的干部。

此地几乎可以说是一人一碑一故事，每个人的碑文都是与众不同的，比如陈云碑文上刻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警句；老舍先生的碑文则是刻着“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的字样；林徽因的墓碑上则是刻有她亲自设计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

葬在八宝山的国军将领

虽然八宝山革命公墓是红色文化的圣殿，但是里面还是葬有很多对革命有功，但非共产党人士的名人名将。名人也有很多，比如司徒美堂、侯宝林、徐悲鸿、闻一多等人，而名将则主要是国民党将领，据不完全统计有十四位名将葬在了八宝山，分别为：程潜、李宗仁、张治中、王耀武、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黄维、沈醉、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王陵基、龙云。

在这里要说一下，网传宋希濂也葬在了八宝山，这一点为不实消息。宋希濂在1980年赴美定局，从此远离国共两党的政治恩怨，一心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病逝后虽然归葬大陆，但是并没有在八宝山，而是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还为宋希濂墓碑题写“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王耀武、傅作义、卫立煌、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这六个人能葬在八宝山，其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认可他们抗日的贡献，事实上除了沈醉是军统系出身以外，其他十三人都对抗日有过大贡献。只不过除了抗日有功以外，还得单独拎出来说说其他原因。

程潜、张治中两个人比较特殊，虽然他们是国民党人，但是并不反对我党。张治中是有名的和平将军，程潜更是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这两个对我党是比较友好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因谈判而来到我党这边，谈判破裂之后在周恩来的邀请下留在北京，而程潜则在工作人员动员下和平起义的，毛主席对他和平起义一事尤为关注。

一个是为和平东奔西走，一个是不忍炮火延续而和平起义，这两个人都是有大贡献的，为解放事业做贡献，于革命有功。而且两个人的影响也很大，张治中是黄埔老师，程潜是湘系军阀的头头，他们的起义能带动其他人起义，比如前者动员陶峙岳，促使和平解放；后者动员陈明仁，致使湖南和平解放。

李宗仁（中华民国代总统）和龙云（云南王）也是比较特殊，这两个人都是从海外回到大陆的，前者是从美国辗转回国，后者是在香港北上回国。他们两个人都是军阀中的佼佼者，影响甚大。

在国共对峙期间，他们根据当下的情况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弃暗投明。他们的选择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李宗仁回国本身就是一件大贡献，周恩来总理多次赞扬李宗仁一生中做过两件好事，一件事台儿庄血战日寇，一件就是回归祖国；龙云则是动员“云南王”卢汉起义，使云南和平解放。

出兵抗日、治理一方、为革命做贡献，这两个人都有大功，他们不像其他军阀一样祸害一方，也不像其他军阀一样贪财好色，对广西、云南的建设还是有成效的。

杜聿明、黄维都是功德林里面的战犯，他们的抗日贡献是非常大的，没有人能忽视他们的贡献，这件事在青史必定留名。到功德林以后，前者坚持改造，后者则是抗拒改造。

杜聿明早早就特赦了，然后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抗美援朝时期，杜聿明还亲手给志愿军炒过面，虽然一个人炒面数量有限，但是昔日的敌人能放下党派恩怨为志愿军做贡献，这一点意义极大。

杜聿明的一身疾病都是共产党给他治愈的，他十分感恩，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革命了。在他临终之际，他嘱托妻子哪里都不要去。因为共产党待他不薄，如果他妻子去宝岛或者美国，可能会授人以柄。

黄维虽然抗拒改造，但是最后一次特赦还是把他特赦了，这一点让他大为意外，同时也十分激动。黄维晚年仍旧念蒋介石、陈诚的私情，所以在写回忆的时候没有不满之词，但也不像以往那么效忠了，因为他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工作—永动机！

黄维看到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的日子越来越好，他自己心生愧疚，觉得当年阻碍解放战争是一大罪孽，所以希望能研究出永动机来弥补昔日的罪过，造福百姓。虽然黄维失败了，但是黄维确实是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

沈醉是独一档人物，因为他在1949年的时候跟着卢汉起义了，但是当时兵荒马乱没顾得上他，所以就一直当他是被俘战犯。沈醉在功德林里面也没有不满，而是热心接受改造，对调查小组的提问也坦白从宽，交代了很多问题。

作为军统系的特务，沈醉没有参加抗日战争，他与其他人是不同的。只不过当时其他军统系的要员都抗拒改造（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只有他接受改造，而且在他的协助下也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比如杨虎城就是周养浩所谋杀的。

1980年的时候，沈醉战犯的身份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而他在次年去香港探亲，亲朋好友都劝他离开大陆，但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大陆，选择和人民在一起。

1980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出国了，而且选择在海外定居，比如宋希濂。在这个时期，拒绝去任何地方，坚持和人民站在一起，沈醉的这一点也让人大为意外。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葬在功德林，而宋希濂为什么葬在长沙的原因吧。

王陵基更是独一档人物，他是功德林里面身份最高的战犯，货真价实的上将，比杜聿明的军衔还高。作为川军的老牌军阀，他是刘湘、杨森等人的老师，在四川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他也参加过抗日战争，曾担任第七绥靖区司令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四川省政府主席。

他对我党的态度并不友好，参加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与解放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他为什么能葬在八宝山？仅靠他抗日的贡献，我想是远远不够的，他抗日贡献并不比其他几位，而且抗日期间仍旧坚持“剿共”，又一次放着日军不打而专门去围攻王震。

他之所以葬在功德林，我想可能与他的军衔有关。

国民党上将并不多，上将很多都是给了牺牲的人，活着的上将并不多，解放战争结束之后解放军也只抓到了王陵基这一位上将。他是唯一被解放军所俘虏的上将，在功德林里面地位比杜聿明还高，毕竟军衔在这摆着的。

他去世之后也没有什么家人，家人都在美国，受当时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不可能让他的子女们来安葬他，所以就葬在了八宝山。一方面是军衔地位，另一方面是在四川的影响，将他曝尸荒野或者草草下葬都不合适，所以他就成了唯一一个对革命没什么贡献且葬在八宝山的国民党将领。

黄维为毛主席守灵

在这些国民党将领中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黄维。毛主席去世之后，杜聿明、宋希濂、黄维都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之中，但是只有黄维被获准为毛泽东守灵。国民党中也就他一位为毛泽东守灵，其他的都是共产党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黄维自己也觉得比较奇怪，他也疑问过：“那是毛泽东先生逝世不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杜聿明、宋希濂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毛泽东先生下令释放的。”

黄维被特赦就是毛泽东下的命令，此次为毛泽东守灵的也有黄维。这一点确实很奇怪，为什么要让黄维守灵？

他在守灵的时候，与共产党人陈锡联、京剧演员浩亮三人编为一组。他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在一个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军人之间夹了一个唱戏的，这算哪门子事。

这一点我想恐怕是黄维多心了，如果只安排黄维为毛主席守灵，说不定会出事，毕竟他可是有名的“顽固分子”，在这种大事上必须小心又小心，我党保守一点也没错。但是如果小心过度，安排两位共产党人，这就又有点不好看了，会让黄维陷入尴尬之中。所以一个共产党军人，一个国民党军人，再加一个民主人士，刚好一个三人小组，也不至于让黄维太过尴尬。

至于为什么让黄维守灵，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刘邦先赏雍齿的典故。当年刘邦赏赐天下时，张良建议他先赏刘邦最憎恨的人，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安抚降将，避免他们滋生不满情绪。

黄维是国民党战犯中最出名的“顽固分子”，如果让第一批特赦的人来守灵，那么其他几批被特赦的人会不会担心共产党冷落他们，所以干脆让最后一批特赦的顽固分子黄维守灵。这样就可以给被特赦的战犯们一个信号，就连最顽固的黄维都能得到认可，更别提他们了。

王陵基骨灰盒被迁出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王陵基，他的骨灰盒于1981年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迁出，他的女儿王锡礼带着他的骨灰盒去了美国。

王陵基与其他的国民党人不同，他在去世之后并没有交代安葬在哪里，有一些国民党军官对大陆念念不忘，一直想着落叶归根，所以去世之后也想葬在大陆，就比如在美国定居的宋希濂，以及在宝岛上的一批人，如果不能葬在大陆的土地上，那么宁可不入土。

但是王陵基并没有这样的执念，最起码没有留下这样的交代。他的女儿在美国定居，1981年的时候回国，在得知父亲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之后，申请迁出。毕竟王锡礼在美国生活，把骨灰盒带回美国也方便祭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