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生活分享网【编者按】
被远方的谋生机会吸引而启程，从此故乡难回，工作地难留。在全球化大潮以及新冠疫情中，这是无数外劳的普遍命运。
疫情肆虐三年，身陷疫情中的异乡人可能被困在拥挤不堪的新加坡客工宿舍、被困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镍矿园区、被困在德国西南部的肉类加工厂以及马来西亚的扣留营，这是全球劳工难解的“新冠困境”和生存现状。
今年6月，印尼劳工组织“移工权益联盟”（KBMB）发布了《来自地狱的报告：马来西亚沙巴州移民扣留营的状况》（下称《来自地狱的报告》），将印尼劳工在马来西亚扣留营里所遭遇的虐待甚至是死亡血淋淋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引起印尼和马来西亚两国舆论震荡。
无论是在死在马来西亚扣留营的印尼无证劳工，还是在新加坡客工宿舍中因疫情肆虐辗转反侧的外籍劳工，摆在这些异乡人以及所在国政府面前的并不是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管理之问。若只是不人道地将这个群体视为廉价的工具人，注定会酿成更多的悲剧。
10月10日，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宣布解散国会。接下来的60天内，马来西亚将迎来全国大选。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明星政客的动向、碎片化的政坛如何走向稳定……这都是受到马来西亚社会关注的大选议题。
尽管外籍劳工待遇和管理问题涉及马来西亚数百万级规模的外劳社群，却很难引起政客和选民的关注。今年6月，印尼非政府组织联盟“移工权益联盟”（KBMB）发布的《来自地狱的报告》披露，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大量印尼无证劳工在过去18个月内被关押在条件恶劣、管理手段严苛的移民临时扣留营；其中，沙巴州的5个扣留营疑似共有149人因非正常原因死亡。仅2022年1月至3月期间，死亡人数便达到18人。
针对《来自地狱的报告》所指出的沙巴州扣留营“149人”死亡数据，马来西亚驻印尼雅加达大使馆更予以否认，仅承认这18个月内有18名印尼公民死于沙巴州移民扣留营。然而阿尔弗恩强调，149人死亡的数字恰恰是由马官方以纸质文件回应的方式在上述报告公布前提供的。
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向KBMB妇女工作分支组织回复的信件字样。第一条写道“据统计，2021年印尼公民拘留者的死亡人数达101人，2022年（1月到）6月达到48人。”受访者 供图
“（这个世界有两个地狱）一个是往生后的所在，另一个则在此世，就在沙巴州的临时扣留营里。”《来自地狱的报告》调研采访的近百名被遣返者中的一名女工如是感慨。
2018年9月，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农民市集。视觉中国 资料图
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哈姆扎赫·扎伊努丁（Hamzah Zainudin）6月回应《来自地狱的报告》时说，任何人都可能死在任何地方，“若我可预知有人即将死亡而不扣留他们，那我也太厉害了。”
印尼移工关怀组织（Migrant Care）驻马代表王卿荣（Alex Ong）认为，KBMB报告难以撼动马来西亚政府的移民管理政策。“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失去管理流动人口的能力，它主动地否认了虐待、剥削弱势外来者现象的存在……新冠疫情导致的马来西亚劳动力市场空缺又引来了80万新到来的外籍劳工。在即将举行的第15届全国大选中，民主实践中糟糕的一面将重新上演。”王卿荣说，对选举政治而言，外劳议题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政治化。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4日，马来西亚柔佛，云顶种植园有限公司经营的Tanah Merah庄园生长着棕榈树。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地狱般”的状况
40多岁的被扣留者内森（Nathan）患有唐氏综合征，但沙巴州的扣留营官员却一直让内森“自生自灭”。据称，官员多次对内森的病情轻描淡写，只说些“你还能坚持下去吧？”这样的话，为其提供的药物只有一些抗过敏用的扑尔敏。今年3月，内森死于沙巴州斗湖扣留中心，其死亡证明上没有写明死因。
另一名被扣留者阿里斯·宾·思昂（Aris bin Siang）在死前一直未能获得有效治疗。据称，他在被扣留的6个月中曾多次失去意识，最终于去年9月在斗湖扣留营离世。还有一位被成功遣返的印尼公民说，一位名为苏亚尔迪·本·萨姆苏丁（Suardi Bin Samsudin）的遭扣留者很可能在扣留营中遭公职人员殴打虐待而死。
2012年4月，马来西亚沙巴州街头路口。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些故事因《来自地狱的报告》的发布得以公之于众。6月，阿布·穆法希尔（Abu Mufakhir）等KBMB成员主持了《来自地狱的报告》发布会。根据报告，沙巴州扣留营存在的问题包括：长期忽视在押人员的健康问题，不及时提供医疗服务，使得在押人员病情向更严重、更致命的方向发展；长期未能在患病被扣留者病情恶化之前将其转移至医疗中心；长期未能在扣留营内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卫生设施和药品；没有尽可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健康权，未履行保护被扣留者健康和确保他们获得医疗服务和设施的责任。
马来西亚，斗湖城市风光。视觉中国 资料图
KBMB成员阿尔弗恩（Alfian）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份报告的调研历时3年，信息来源主要以KBMB与近100名被遣返回印尼的劳工进行访谈的方式获取。阿尔弗恩坦言，调查过程并不顺利：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马来西亚随之采取更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政策，这让KBMB难以前往东马来西亚开展调查工作；随着马来西亚当局因疫情暴发而加大对外籍劳工的搜捕、管控与扣留等工作力度，印尼劳工的处境也变得更为严峻。
2021年，被遣返者患上了皮肤病。阿尔弗恩 供图
若无KBMB发布的调研报告，这些在沙巴州扣留营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恐将无人知晓。“一直以来，大部分印尼社会活动人士更关注在中东地区、东亚、马来半岛（即西马来西亚）的印尼劳工状况。”阿尔弗恩说道。
经由KBMB曝光，《南华早报》、《外交官》等众多媒体跟进报道了沙巴州扣留营的待遇问题：这些扣留营存在“严重虐待、恶意忽视和暴力对待”的现象；除了卫生环境恶劣、医疗保障不充分外，扣留营的日常生活条件也很糟糕。
KBMB调研沙巴州扣留营发现，包括儿童在内的260名被扣留者被迫挤在同一间没有窗户、面积只相当于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的牢房中，而这样的一间房间只配有3个马桶。
去年9月，曾有5名中国劳工在试图借道马来西亚回国时被发现，并被柔佛州方面扣押于北干那那移民局扣留营。被扣劳工后来表示，柔佛扣留营人员混杂，包括缅甸罗兴亚难民，印尼、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无证劳工，新加坡等马来西亚邻国的毒贩等；扣留营生活环境拥挤、不干净且缺乏医疗保障，更形成了“狱卒-牢头-扣留者”的索贿和管理生态，遭扣留者需要支付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才能得到日用品、食物以及与外界通话的机会。
马来西亚调查媒体《当今大马》今年6月跟进调查与核实扣留营生活环境时发现，被扣留者的伙食基本是“盐巴配米饭”，而鱼肉等食物甚至会让人吃下去后身体发痒。《当今大马》称，马来西亚官方为扣留营内无证移民和难民所提供的开销拨款，很有可能并未真正用在被扣留者身上。
2021年10月，被遣返者抵达印尼奴奴干港。 阿尔弗恩 供图
阿尔弗恩指出，在马来西亚扣留营中，用钱虽然可以买到物资或通话机会，但无法解决被遣返回家的所有流程。从马来西亚遣返回印尼的程序颇为冗长，被扣留的印尼公民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并要获得印尼方面的配合。“早在新冠疫情暴发前，从沙巴州遣返回印尼的程序就有可能长达6个月之久，极端情况下甚至需要花费数年……更何况，柔佛州位于更为发达的西马来西亚，其移民局扣留营条件已算是优越。”
外劳何以被奴化？
KBMB联盟下属团体印尼妇女人权团结会（Solidaritas Perempuan）成员丁达（Dinda Nuur Annisaa Yura）就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哈姆扎赫所谓“无法预知被扣留者的死亡”言论回应称，这类似于殖民时代的态度，被扣留者不仅受到惩罚，而且“受到宰制”。“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姿态，一种不将这些被拘留者视为人类的姿态。”
“在世界范围内，马来西亚属于少数在管理移民问题上采取定罪化（criminalization）倾向，并设有扣留营的国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亚太地区高级顾问皮亚·奥贝罗伊（Pia Oberoi）表示。
当地时间2021年2月23日，马来西亚Lumut，被认为是载有将被遣返的缅甸移民的车辆驶向海军基地。人民视觉 资料图
哈姆扎赫的惊人言论与马官方显得前后矛盾的表态背后，是困扰马来西亚社会多年的外劳问题。马来西亚本国人口约3000万，而该国登记在册的外籍劳工就有200多万人，其主要来自印尼和孟加拉国，至于未登记在册的外籍劳工，数量可能更多。马来西亚商界甚至曾经出现过“每有1名合法外劳，就会有2名无证外劳”的说法。
为调查东马种植园中的印尼劳工状况，阿尔弗恩曾亲身前往种植园。据他观察，种植园大多分布在“荒郊野岭”，或是当地原住民的聚集村落。在种植园工作的印尼劳工若想出门购买生活补给，往往需要摩托车30分钟的车程。这意味着大部分时间这些劳工都只能和工友一起在特定的范围内生活。他们往往会工作好几年才择机回一次母国，更要时刻担心马当局的搜捕、落入扣留营与漫长的遣返流程。
当地时间2021年2月22日，马来西亚Lumut，缅甸军舰停靠岸边，等待接回被遣送移民。人民视觉 资料图
印尼官方设立的针对输出海外的本国劳工的“移民工人保护机构”（BP2MI）负责人本尼·哈姆达尼（Benny Rhamdani）也注意到了KBMB公布的沙巴州调研报告，他在接受印尼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马方以“18人死亡”的数字否认了KBMB报告所提供的“149人死亡”说法，但重点不是具体的死亡数字，而是这些被扣留者的死亡是否与其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有关。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8日，印度尼西亚泗水，卫生官员对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返回的移民工人进行新冠病毒筛查，然后对他们进行隔离。人民视觉 资料图
由于缺乏合法身份，不少印尼外劳在面对马执法部门时，往往处于“任人摆布”的状态。马政府经常为了照顾本土情绪、维系社会治安而对无证劳工采取搜捕行动。然而，由于该国经济对外籍劳工依赖程度如此之深，这些周期性的搜捕行动永远不会将所有无证劳工全部逮捕或遣返，否则本国经济将遭受重大冲击。
近三年来，受新冠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马制造业、建筑业和棕榈种植等产业都存在颇为严重的外籍劳动力缺口。路透社报道称，今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马外籍劳动力缺口可能达到120万人之多。马总理伊斯梅尔7月19日曾敦促本国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合力，迅速解决外籍劳动力短缺问题，否则将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更严重的衰退。
马来世界内的迁徙
马来西亚经济对外劳的依赖由来已久，这背后与其经济格局不无关系。马来西亚“一国分两地”，西马以4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马来西亚国家财政收入的80%，东马面积虽占全国总面积的60%，但其人口仅占全国约20%，两地被中国南海所隔。东马较为贫穷，却保存了丰富的天然资源，且与印尼接壤。每一天，都有大量印尼劳工从母国前往东马工作。据阿尔弗恩估计，60%至70%前往东马的印尼劳工都去了棕榈种植园。
2016年1月26日消息，马来西亚哥打丁宜，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发布的图片显示海滩上印尼非法移民的尸体。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后者主要依靠来自印尼、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数百万外国劳工填补当地人不愿参与的工厂和种植园岗位。银河-联昌证券（CGS-CIMB）研究团队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从印尼招募工人对提高棕榈鲜果串以及毛棕榈油产量，降低马来西亚种植园生产成本而言至关重要。
其实，马、印尼两国同属于一个更广泛的“马来世界”：这片区域由两万多个岛屿组成，自古以来便是商贸、人群和文化的流动和交融之地；即使是在上世纪中叶新兴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片广袤的海陆世界分属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后，人群在马来群岛之间的穿梭和往来也没有停止。几乎每天，主要来自贫困农村的印尼劳工从苏拉威西、西帝汶，以及加里曼丹岛上的印尼领土出发，前往东马来西亚工作。
“多个印尼族群都在马来西亚，尤其在东马有家人和亲戚，这就形成了一个链式迁移的网络，依靠家庭关系，源源不断有印尼人前往东马工作和生活。”阿尔弗恩说。
频繁的人口往来让东马出现了许多跨国家庭，这样的家庭构成可能是印尼男性工人与东马本地女子成婚，也可能是东马男子娶印尼女子为妻；来自印尼的工人夫妇也可能在马找到住所，定居下来。
2021年3月11日，印尼，苏拉威西。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即便如此，印尼公民也难在马“安居乐业”。据阿尔弗恩介绍，由于复杂的国籍、婚姻、法律规定，这些印尼人即使在马成家，来自印尼的家庭成员仍有可能被遣返回国，其中甚至包括孕妇。KBMB采访的一位工人称，他的母亲是马前总理马哈蒂尔执政时期（1981年至2003年）在马工作的印尼劳工；母亲被遣返回印尼的路上，怀着的正是他。后来，他又来到了东马谋生。
对马经济系统而言，维持低工资的市场生态需要的是足够数量的无证劳工，而非将外劳本地化，乃至给予他们任何意义上的马公民身份。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大肆扶持马来裔中产阶级，开启大规模城镇化，出口业和种植园产业出现大量劳动力缺口，自此开启了引进外籍劳工的浪潮。然而，马来西亚外劳中介系统的不规范现象“臭名昭著”，无证外劳问题愈演愈烈。
“马来西亚本该像其他国家一样，靠吸引人才发展经济，但它已经被困在劳动密集型经济之中。”王卿荣分析说，马来西亚在种植园、低附加值制造业、酒店和旅游业等产业中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工。“马来西亚利用短期的工作许可制度来控制低技术移民。这些劳工是就业系统歧视、剥削和遭到滥用的排外政策的受害者。”
对马来西亚经济而言，保持足够多的无证外劳已成“惯性”：在外籍劳工未持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业主反可节省成本，并避免劳工以合法身份提出医保、涨薪、拒绝过劳等诉求。
更尴尬的是，东马的外籍移民问题已沦为政客争斗的工具。“1992年大选期间，时任总理是马哈蒂尔，马来西亚社会关注沙巴州的‘假身份证’问题；2008年大选期间，‘非公民投票’问题又被摆上台面，失败的民主制度沦为统治当局操控的东西。”王卿荣说。
关注难民和移民工人议题的马自由撰稿人唐南发曾指出，上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南部内战造成大批难民涌入东马（编者注：菲南部有不少摩洛人穆斯林，而菲大部分人口为基督徒）；沙巴州以及联邦政府对来自印尼、菲律宾的外籍居民涌入持有纵容乃至漠视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初的马哈蒂尔时代尤甚。在马来西亚政客看来，更多与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马来半岛文化相近的穆斯林人群进入沙巴州，可以帮助他们制衡基督徒为主的卡达山人（东马原住民）票仓。
政客的操弄和管理不当造成了沙巴州严重的“无国籍人士”问题，民众也常常指控以巫统（注：马来西亚建国以来长期主导该国政局的政党）为核心的马来西亚当局利用这些“非公民”制造选票。2020年，马统计局资料显示，沙巴390万总人口中有将近110万人无国籍，占了大约28%，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一些居民因生活于内陆、父母贫困或缺乏资讯等因素而没有登记身份，沦为无国籍人士；除此之外，无国籍人士很多是本地人和外籍人士结婚所生。
直至今日，因工作、家庭等缘由的跨国迁徙仍时刻在婆罗洲（注：马来西亚对涵盖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三国领土的整个岛屿的称呼，印尼方面则称加里曼丹岛）上的印马边境上发生，无证劳工、无国籍人士仍是困扰沙巴州的敏感议题。沙巴州本地的反弹情绪促使联邦政府以“捍卫国家主权”为由转变姿态。本世纪初，马哈蒂尔曾在东马发起大规模遣返行动。据英国《卫报》2002年报道，当时，马方将数十万无证移民遣返至菲律宾和印尼。这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在遣返路上死亡，引起了印尼和菲律宾方面的愤怒谴责。
王卿荣批评称，从中央到地方，马来西亚的各个政府部门在管理移民方面缺乏合作。马来西亚沙巴大学人文艺术与遗产学院高级研究员万·沙瓦鲁丁（Wan Shawaluddin Wan Hassan）也曾向《当今大马》指出，外来移民议题敏感而易触动沙巴人的神经，但“他们（无证移民与无国籍难民）也是人，（马来西亚）需要寻找解决方案”。
困在印马之间
今年6月，KBMB在马驻雅加达大使馆门前发起了抗议，参与者有20多人。抗议规模虽然不大，但KBMB撰写的报告成功引起了印尼社会和官方的关注：印尼媒体刊文称，“印尼社会对出国务工者应有感激之情”；印尼中央政府、驻马使领馆对报告的情况态度积极，邀请KBMB参与讨论应对方式和政策制定。
“我们希望马政府重视移民局虐待的现象，我们为包括非印尼人在内的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抗议。”阿尔弗恩回忆抗议现场时说。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7日，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被大雾笼罩的山头。视觉中国 资料图
在本尼·哈姆达尼看来，遭马方扣押和遣返的印尼工人所面临的虐待问题的确存在，印尼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提升有关意识，或是施压马方寻求共同解决的方案。今年4月，两国签署印尼家庭女佣聘雇及保护谅解备忘录（PDI），这看似是两国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一种尝试。
然而，今年7月，印尼方面称，马方绕过备忘录规定的唯一渠道招聘印尼家庭女佣，显示出马不重视该谅解备忘录；印尼为此更做出禁止包括棕榈种植业劳工在内的印尼劳工输出到马的决定。直到8月1日，经双方政府磋商后，两国关系得到修复，印尼针对马方的劳工输出禁令才得以解除。
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7日，马来西亚婆罗洲砂拉越，村民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印尼之声”报道指出，马方之所以如此傲慢，是因为对印尼工人而言，马仍是最受欢迎的工作目的地。尽管印尼总统佐科夸耀印尼工人对马做出的贡献，以及印尼工人可以从印马两国所获得的保护，但印尼工人在马所实际受到的法律保护非常薄弱。
印尼艾尔朗加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教授巴贡·苏延托（Bagong Suyanto）指出，虽然出国打工很危险，但是对许多印尼农村居民来说这仍是最优选择：本国工作机会越来越稀缺，现有工作前途渺茫，出国工作成了诱人的提议。
迫于经济压力，印尼劳工甚至会冒险在不合法且未获得正式出国工作许可的情况下就出国工作。他们不希望政府干涉求职行为，也缺乏处理完所有合法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因此在异国遭遇不公时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这些劳工可以在种植园内工作、生活乃至于死亡，但就是不可以去沾染马来西亚的城市空间。”阿尔弗恩说。
本尼·哈姆达尼坦言，保护在海外的印尼劳工的工作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尽管印尼国会向该机构提供了预算，总统佐科也高调表示支持维权工作，但预算始终有限，该机构更多地是在承担帮助受困印尼工人的工作，而非从根本上预防这类悲剧的发生。理论上“移民工人保护机构”针对的是在马登记在册的78万名印尼劳工，但实际上的劳工数字可能超过200万人。
据阿尔弗恩介绍，马方完成遣返前的程序后，印尼方面开始接收程序，这方面的负责机构正是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机构”，该机构负责为入境印尼的被遣返者提供落脚场所。“然而，由于经费缺乏，（印尼）移民工人保护机构不得不要求马来西亚方面减缓遣返的强度，这导致本该保护本国工人的机构延长了被遣返者的等待时间。”
本尼·哈姆达尼对印尼时政杂志《时代》说，将无证劳工由印尼输出至国外一定是系统性和有组织的活动，跨境犯罪的发生不可能靠一些特定的团伙就能完成。“（有关活动）从进村招工，协调众多中介，掳走每个村民，以高薪工作利诱，支付有关费用，迅速将工人派遣……所有犯罪团伙付出的成本最终都成为了工人所承担的债务。最后，工友们沦为债务陷阱的人质，献出自己每月薪水来偿还债务。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3日，马来西亚丰盛港，救援人员开展营救工作。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21年12月15日，20多名印尼籍工人在马柔佛州海岸遭遇海难身亡。这20多位死难者与其数以百万计的印尼同胞一样，试图以偷渡的方式进入马来西亚，以获得报酬更高的工作机会。本尼·哈姆达尼为此事派出了调查工作组，发现印尼军方和警方竟有人牵涉其中。印尼和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一条根深蒂固的无证劳工输送链条，难以拔除。另据印尼时代新闻网（Tempo）9月27日报道，9月26日，印尼廖内警方宣布，他们成功解救了7名即将以无证劳工身份被非法送往马来西亚的印尼劳工，一名负责介绍印尼劳工前往马来西亚的中介因涉嫌贩卖人口被捕。廖内警方还表示，马来西亚方面的一名商人向劳务中介提供了资金，让他在印尼招募非法劳工。
新冠疫情暴发后，马以搜捕无证劳工为名发起了多次突袭行动。比如2021年8月，马移民局在沙巴州展开了一次搜捕行动，有155名劳工及其家属被捕，其中妇女67人，儿童39人。
“搜捕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在种植园和周边城市之间的道路上，在周边的中大型城市。”阿尔弗恩说，“若种植园老板没有给够‘咖啡钱’（注：‘贿赂’在马民间的代称），移民局还可能直接对种植园发起突袭。”
在许多马来西亚分析人士看来，该国对外籍劳工开展的搜捕行动背后往往是政治考量：在大选期间，政客需要摆出重视移民议题、保护国境的态度，呼应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州政府等地方当局要向马联邦政府和人民证明自己在行动，维系和行使作为政府的象征性权力；逮捕、扣押是对外劳的管控和威慑。
唐南发曾评论称，在马的外籍劳工终日活在执法单位滥权的阴影之中，即使有证，一样面对被冤枉的风险。据马媒《星报》报道，沙巴斗湖一名印尼籍的伐木业工人萨布里·欧麦尔（Sabri Umar）今年4月遭错判为无证移民而被囚禁和鞭笞。萨布里于今年7月才被马法院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即使是印尼劳工要求登记，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雇佣他们的马企也可能会拒绝。此外，疫情因素让许多持有合法工作证件的印尼劳工也沦为无证劳工。疫情期间，管理移民的马政府办公室暂时关闭，这些劳工的工作许可证无法得到续签，又遇上政府以防疫为名展开的搜捕行动，处境极为尴尬。
“本身种植园和扣留营的生活环境就很差了，疫情管控期间，情况只会更糟糕。”阿尔弗恩说，“就算手握护照和签证，所有程序都已完成，且东盟国家之间有签证上的便利，印尼劳工也难于摆脱被逮捕、扣留和遣返的危险。”
实际上，马政府官员一贯对外来劳工的福祉严重缺乏关注，少有人会对印尼劳工的频繁死亡展开调查或负责。马来西亚的扣留营生态也算得上“世所罕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亚太地区高级顾问奥贝罗伊表示，一般国家的政府会将某些人无合法签证入境定为“行政犯罪”，以罚款、驱逐出境了结。“若严格定罪，就要对这些人处以刑事处罚。”而这正是马来西亚对待无证入境者的手段。
奥贝罗伊补充解释说，在同样对无证入境者定罪的泰国，仍有一种保护妇女儿童的“扣留替代方案”（alternatives to detension program），以保证弱势群体不会被捕。与泰国不同，马来西亚扣留营中的妇女儿童处境令人担忧。“我们掌握的最新数据显示，在马来西亚所有的扣留营中，大约有800名儿童。”奥贝罗伊说。
人权高专办对此感到担忧：如果马来西亚要将包括200万至400万无证移民和15万难民在内的所有无证入境人员全部扣留，其现有的扣留营设施将难以应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新冠疫情期间，本就恶劣拥挤的环境，加上营养不良的状况，以及儿童、孕妇、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存在，都会让新冠病毒的传播变得非常之快，导致这些扣留营的感染人数急剧上升。”
2020年，马来西亚政府与联合国达成一致：孩童永远不应该被扣留。“马方同意开启试点项目，将孩童从可被扣留者中移除。”奥贝罗伊说，尽管老人等弱势人群仍在扣留范围内，但她认为这仍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权管理自己的移民政策，这属于国家主权。然而，若该国的管理方式引发了大量人权方面的顾虑，这对该国政府无益，对外籍劳工更无益。”
奥贝罗伊强调，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允许独立的人权监督员进入扣留营。“2019年以来，联合国监督员不再被允许进入马来西亚扣留营。”
“即使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这些入境者不应该待在他们的国家，也不应该采取目前的做法。让当地警方有权决定入境外劳是否要在扣留营中待上十年。这会导致腐败滋生，对社会总体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奥贝罗伊说。
奥贝罗伊呼吁，派出和接收劳工的两个国家应签署协议，并在其中列入人权保障措施的内容。“其中一条应是：劳工不会因为迁徙这一行为而被无限期扣留并遭遇虐待。各方可以基于法律与派出国、接收国间联合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派出国可以同意接受劳工回国，他们都应该获得人权保障。”
（实习生陆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