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生活分享网(杨伯达。图/《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
读玉者杨伯达
本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9.6总第1011期《中国新闻周刊》
杨伯达记得，50年代刚进故宫不久，院长吴仲超提倡“读画”和“读字”，虽只搞了两三年就因“反右”不了了之，但这个“读”字却影响了他一生。他觉得自己70年文物生涯的苦楚和欢乐，均从这个“读”字上来。
他早些年读得很杂，对金银器、珐琅器、玻璃器、象牙犀角雕、清代院画等都有研究，是故宫里的杂项专家。直到1992年离休，年过60的他才真正专注于读玉，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玉学大家。
故宫物院研究馆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徐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伯达生命的最后几年，其他话题已经引不起他任何兴趣了，但只要一提到玉学、玉文化，他马上就有了说话的兴头。2019年下半年他住院时，有一次大家去看他，他在病床上滔滔不绝地聊玉学发展，一直说了两三个小时，大家怕他劳累，但很难打断他的话头。
2021年5月21日，94岁的故宫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去世。
杨伯达生前常说，玉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是华夏文明的第一块奠基石，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他很欣赏美学理论家王逊对玉之美的论述：如同西方人认为“一切艺术趋归音乐”，在中国则可说，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春水”与“秋山”
杨伯达最早与玉结缘可追溯到1959年。
那时，在院长吴仲超的指示下，故宫开始对库房进行清理。专家组成定级小组，将各类文物划分出一、二、三级，再进行“三核对”（即文物、库藏卡片和账册三者核对一致）和编目。
时任故宫美术史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与故宫一位老研究员、来自琉璃厂的一位老古董商三人一组，负责对馆藏清代玉器进行分级和整理。
1959年夏，三人用三个月时间看了一万余件清代玉器，差不多是故宫玉器收藏的三分之一。他们在库房外的阴凉地摆一张桌子，保管人员不断将大大小小的玉器搬运出来，忙得满头大汗。他们就一件一件地看，一天能看三四十件。
那时故宫文物有“三大家”（唐兰、陈万星、徐邦达）、“四大类”（书法、青铜器、绘画、陶瓷），杨伯达在这些大类的缝隙中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玉还没有成为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玉器鉴定有一个不同于书画、青铜等的特点，那就是找不到鉴定的标准器。
故宫收藏的玉器都是传世玉器。传世古玉除少数可以查清来龙去脉者外，绝大多数来无踪去无影，那时尚没有年代确定的出土玉器作为参照，只能依靠收藏家常说的“流传有绪”的一小批见诸著录的玉器，专家说是什么年代的就是什么年代的。
杨伯达还注意到，这批古玉里有两种玉与其他玉器的风格迥然不同，一种是鹘攫天鹅，一种是山林群鹿，充满特殊的山林野趣和北国气息。他是学美术史的，觉得山林群鹿玉与辽庆陵山水壁画、故宫收藏的辽契丹画家所画的《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有相似的风格。柞树叶子也是辽代绘画中特有的元素，完全不同于汉族常用的松柏竹梅。他因而猜测，这会不会是辽金的玉器呢？
那时古玩界的民间藏玉多为明清玉，因此身边几位专家只熟悉明清玉。古玩界对宋玉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笼统的“细”，北宋南宋不分，对辽金玉器就更无视了。因此杨伯达只能把这个疑问放在心中。
这个疑问成了一个漫长的伏笔，一直在他心中发酵酝酿着，直到80年代。
1981年，杨伯达受邀参加木兰围场200周年庆，认识了满族学者布尼·阿林，向他请教满族的风俗文化和辽金历史，又经他介绍认识了赤峰政协副主席、曾任考古队队长的辽金史专家苏赫，三人相谈甚欢。交谈中，杨伯达学到了一个关键词“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意为辽帝的行营所在。
不久，杨伯达到黑龙江阿城开会。阿城是金代的都城，在阿城物馆里，他看到了出土的铜天鹅。一见展翅飞扬的天鹅，他就感到，谜底更近了。
受此启发，他再次查阅《辽史》和《金史》。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文献记载，辽帝“四时捺钵”，春狩主要猎天鹅（鹘就是海东青），秋狩主要猎鹿。女真族灭辽建金后，依然沿用这样的风俗，只是不再使用契丹语的“捺钵”，而将春狩、秋狩改称为“春水”“秋山”。
1983年，他在故宫院刊上发表《女真族“春水”、“秋山”玉考》，将鹘攫天鹅玉命名为“春水”玉，将山林群鹿玉命名为“秋山”玉，认为其应是辽金时期的玉。
至此，经过20多年的寻索，一个考古之谜终于在他手上揭开，也成为他读玉的精彩代表作。
(从左至右为：秋山玉、春水玉、春水玉蹀躞带。)
国宝翡翠“86工程”
80年代，杨伯达还参与了一项翡翠国宝工程。
四块翡翠国宝是如何流传下来的，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只知道出于缅甸勐拱，清末输入内地。北京市玉器厂老艺人王树森50年代曾见过这四块翡翠，后来再没听说它们的下落。1980年7月，他向《北京晚报》记者言及此事，记者以《国宝何在》为题发表了文章。几天后，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处长翟维礼亲自来到厂里告知王树森：“宝玉妥存。”此后，轻工业部所属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向上级打报告，请求用这四块翡翠制作大型工艺美术珍品。万里、张劲夫等领导人批准了报告，指示由轻工业部负责。
物资储备局首先组织了14人的国库翡翠鉴定小组。鉴定结论是：四块翡翠产于缅甸，四块原料总重量803.6公斤，时价为1500万人民币。
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组织了由15人组成的题材审议委员会，杨伯达是成员之一。1982年11月，轻工业部在北京市玉器厂主持召开第一次审议委员会议。会上杨伯达建议，要吸取清乾隆制作《大禹治水玉山》的经验。《大禹治水玉山》是清代帝王玉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
经三次审议，初步议定一号料作泰山（《岱岳奇观》），二号料作香薰（《含香聚瑞》），三号料作花篮（《群芳揽胜》），四号料作插屏（《四海腾欢》）。翡翠由北京市玉器厂施工制作，因拟于1986年制作完成，被命名为“86工程”。但因难度极大，实际到1989年才完成。
担任四号料主设计和主雕人的是郭石林。他回忆，杨伯达几次带他们到故宫和颐和园观摩古代玉器。郭石林在故宫的仓库中看到大量古玉作品，还在颐和园见到了外界一般见不到的慈禧的百鸟朝凤翡翠插屏。
郭石林记得，杨伯达每每来玉器厂，都对制玉工艺非常感兴趣，会向匠人请教花薰的球形是怎么挖的、插屏的大幅玉片是怎么分割的、镂空的玉活链如何精准琢磨等等。
崔奇铭跟随师父郭石林一起参加了制作。他回忆，杨伯达当时常来玉器厂给大家讲课，如讲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故宫历代山子（一种以山水为主的玉雕）。
杨伯达在故宫看过数十件大小不等的宋至清代的山子作品。他分析，这些山子的布局都采用高远、深远、平远的“三远法”，山石面上用皴法雕饰树木花草，人物鸟兽比例合理、动态自然，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
随着对设计制作的跟踪，杨伯达对翡翠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起来。
中国的玉石公认以和田玉为代表的闪石玉和以勐拱翡翠为主体的辉石玉为美玉，前者被称为软玉，后者被称为硬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以和田玉为“真玉”，对翡翠一开始是采取排斥态度的。但到乾隆晚期，翡翠价格上扬，“远出真玉之上”。
与和田玉崇尚白玉不同，翡翠以高绿取胜，这种水汪汪的绿在和田碧玉、玛纳斯绿玉上都是找不到的。杨伯达认为，翡翠的这种翠绿审美带有地方特色和庶民趣味，从形容翡翠质地的“玻璃地”“蛋清地”“鼻涕地”“浑水地”“狗屎地”等可见一斑。云南人形容翡翠之美也不是“温润”，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水”字，形容其像水一般灵透、清澈、荡漾、流动。他们对翡翠“水头”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这是一种外地人想学而不易得的天赋。
与上万年的玉文化相比，翡翠从露头到渗透进玉坛到占据第一把交椅，只有三四百年。文人感叹：“此即山川灵秀之独钟，而为今日豪华之赏玩焉。”杨伯达认为，翡翠玉文化是中国古老玉文化在近代社会发生的一次变异和扭曲，将传统玉文化中含蓄的财富功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震撼了传统玉文化的伦理根基。
如今翡翠制品在首饰方面已取代和田玉，在摆设方面与和田玉平分秋色，在大件雕刻品方面则远远超越了和田玉，因此才有四件翡翠国宝的诞生。
鉴玉江湖
1992年，杨伯达从故宫物院离休（后返聘担任院内专家至1997年）。从这时起，他才正式转向玉器研究。
做这样的学术转向，他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因为作为一位杂项专家，他在雕塑、工艺、清代院画等很多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研究材料，但是他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机遇。
80年代，玉器热潮兴起，尤其是随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个“崇玉部落”墓葬的发掘，玉器研究日益重要。显然，玉器摆脱“杂项”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门类，正当其时。
也是在1992年，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在故宫漱芳斋成立，杨伯达被选为会长。
摆在他面前的首先是古玉辨伪的乱象。当时收藏古玉之风炽烈，伪造古玉之风同样来势凶猛，迅速烧遍了中华文化圈。杨伯达感叹，可能收藏家命里注定要吃进伪古玉，交足学费后才能成为行家里手。
另一方面，进入80年代，随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墓葬的大规模发掘，古玉鉴定没有标准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改观。两大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其中一些“鉴定标准器”，构成中国8000余年玉器发展史的脉络，如果一位收藏家没有掌握这个脉络，那他就只好在玉器宝库的门前徘徊，永远不能得其门而入。
但是光掌握鉴定标准器还不够，还需要一种反面的“辨伪样板器”，又叫“辨伪活化石”。能作为样板器的，一是要有物证，二是要有典型性。这些样板器就隐藏在浩如烟海的传世古玉中，其中典型的一件是故宫收藏的白玉双童耳杯。
乾隆皇帝也是古玉造假的受害者。乾隆十八年，他在欣赏白玉双童耳杯时，因其外沁（沁色即玉器在墓内受环境侵蚀染上的黄、赤、白、黑等颜色）“抚之留手”，起了疑心，便咨询玉工姚宗仁，姚氏说明此杯是他祖父所制，并介绍了染玉之法：涂以琥珀，再经勿烈勿熄的文火烧烤。乾隆将此事原委记录下来，名为《玉杯记》。
(清白玉双童耳杯。这是一件可作“辨伪样板器”的伪古玉。图/《杨伯达说玉器》)
杨伯达也抚摸过此杯，表沁确实“留手”，没有滑畅之感，细看像喝完粥后留在碗壁上的黏着物，沁色未入肌理，剥落处露出雪白的玉肌。
白玉双童耳杯让他体会到辨伪样板器的价值。他努力寻觅，从论文中寻找线索，到各兄弟物馆去实地调查，经过几年探寻，获得了数十件宝贵的辨伪样板器。
1992年，国家文物局组成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全国各省市文物部门一级文物全面核定。杨伯达参加了第三轮鉴定。鉴定分青铜器、陶瓷和玉器杂项三个类别，杨伯达在玉杂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刘东瑞回忆，杨伯达很用功，一件文物上手，会拿小尺子丈量，边问边记，认真画图，有时经同意后还要拍照记录。
在沈阳鉴定一件明朝宣德年间的剔红漆器时，鉴定小组成员传了一圈都认为没问题，到杨伯达时，他说了声“慢点”。他解释，这样的漆器在故宫库房里还有很多，这是大明永乐年间的针刻款，这件剔红是将针刻款里的“大明永乐年制”磨掉，再用刀刻上“宣德”字样。大家细看，才恍然大悟。
杨伯达离休后也常接到一些收藏家去鉴定文物的邀请，他一般都婉言谢绝，还常劝告一些专家：“你们要小心自己的眼珠子。”但世事难料，他自己也遭遇过一次堪称惨痛的经历。
2003年，房产开发商谢根荣为了骗取银行信任，带领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和副行长参观自己的根荣陈列馆。陈列馆中的一件“金缕玉衣”和一件“银缕玉衣”，附有史树青、杨伯达等5位文物专家签字的“鉴定报告”，显示两件玉衣价值约24亿。事实上，这只是谢根荣找人用市场上购得的玉片自己串成的。
2008年国家审计部门在审计中发现了该银行的问题，骗贷事发。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一审判处谢根荣无期徒刑。一时间，五位专家出具的“鉴定报告”成为舆论的焦点。
在当时的采访中，杨伯达说，他只是应朋友之邀参加了一个“小聚会”。召集人是中国收藏家协会前秘书长，彼此有多年交情。至于看的过程，没有打开柜子，也没有上手，只是围着玻璃柜子走了一圈。他当时觉得，没必要跟这些藏家较真儿，告诉他实话，说他的东西不对，交情可能就没了。私人藏家的聚会参加起来颇感无奈，推却不掉也只好随大流了。
于明和杨伯达相识多年，在杨伯达离休后常为他处理一些有关会议、活动的事务。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专家们难免会参加一些所谓“人情活动”，认为都是人情世故，为了推广玉文化有时也需要为之。他看到，谢根荣案给了杨伯达重大打击。从此，杨伯达再也没有为私人鉴定签过字。
玉之美在其纯粹
古玉的鉴定与辨伪还只是玉器实务，如果研究仅停留于此是“缺少内涵”的，杨伯达想要努力实现的，是从“器”到“道”的提升。
时任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兼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说，当时学界一些人认为玉学作为一门学科还难以立起来，杨伯达的想法是超前的。
2001年，玉器研究会在和田玉主产地且末县成功主办了“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杨伯达感慨，三年筹备，行程万里。与会者连续乘车18个小时，穿越塔里木盆地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终于在深夜抵达会址。
杨伯达认为，和田玉是把握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史的关键。和田玉是玉中精英，众玉之魁，儒家所推崇的“真玉”。
“古人辨玉，首德次符。”德即玉的质地，符即玉之色。和田玉的矿物粒度非常细小，排列呈“毛毡状结构”，即像毛毡一般均匀、无定向地密集分布，因此呈现出温润莹泽、坚韧细致的质地。这种“温润”正符合儒家所推崇的“温柔敦厚”的高尚品格，因此有“君子比德如玉”“有斐君子，如圭如璧”等句。
对于如何辨识和田玉，古人曾说：“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杨伯达说，西方之玉就是指和田玉，“玉声沉重，而性温润”正合乎他长期观察和摩挲和田玉所得到的印象和感觉，而南方之玉则是指良渚文化等地区出产的玉。良渚文化的玉经过检验，大多是透闪石和阳起石，这两种玉石的硬度在5.5~6度，比和田的角闪石玉（硬度在6~6.5度）稍软，可以说确非“真玉”。它们虽然在矿物学上同属一族，但古玉并不仅是矿物学的玉，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和观念形态上的玉。
杨伯达2005年出版的《巫玉之光》，则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史前玉。
在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史前文明的考古发掘中，史前玉器的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考古界于90年代初率先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而史前玉器研究则成为史前史研究的一支生力军。
杨伯达提出，在史前社会里，玉的价值不是美，而是神物，所谓“巫以玉事神”。他把中国玉文化的发展道路归结为巫玉——王玉——民玉，认为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
安徽省文物局综合处处长、调研员张宏明认为，杨伯达的玉器研究论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论证未必最为严谨，结论却是石破天惊，合乎逻辑，闪烁着思想火花，因此他能成为玉文化研究阶段性集大成式人物。
2013年，杨伯达卸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之职，担任名誉会长，故宫物院原副院长王亚民接任会长。王亚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伯达是一位专家学者型领导，治学非常严谨，正是他担任故宫物院副院长期间，开始强调“学术故宫”。
他觉得，杨伯达的研究得益于故宫内海量珍贵藏品，因此起点很高。很多研究文物的专家对微观研究很深入很细致，而杨伯达却能从大处着眼，从细处入手。“他常对我说，思维上要有高度，视野要有宽度，研究方法上要有独特的角度。”
工作于故宫物院器物部玉器组的徐琳从2019年8月开始接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会长。她每次去杨伯达家，几乎都看见他在小客厅的书桌前写东西，头埋在稿里，周围全是书。她常在早晨8时或者7时50分接到杨伯达的电话，要她帮忙查一个资料。杨伯达不会用电脑，大量的学术文章都是自己手写，常常需要徐琳和其他故宫工作人员帮忙在网上查资料或考古报告。在2019年生病住院前几年里，他每天都工作到晚上两点。徐琳觉得，他仿佛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一些事情做完。
杨伯达很推崇另一位读玉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创系主任王逊。
1988年杨伯达在主编《中国玉器全集》时遍查玉器资料，发现了王逊1938年撰写的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王逊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与梁思成和林徽因等过从密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54岁就英年早逝。
在杨伯达的研究由玉器迈向玉文化时，他想起此文，找出来重读，深深被其时隔70年而不减的理论光彩所震撼。
王逊写道，玉的色泽之美是神秘的，是一种最复杂、最不可描写、最不能确定的色泽，而正是这一点让中国人“爱之不倦”。杨伯达由此想到自己常年读玉所体验到的玉色之美。如玉中最受推崇的羊脂白玉，细审起来并非纯白，而是类似羊油，白中透出微微的、浅淡多变的青色。不止羊脂白玉，所有的玉都难以找到标准色。这一点，只有常年奋战在玉场的采购人、有着丰富经验的玉器研究者和爱玉如命的收藏家才能体会到，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王逊认为，说到底，玉之美在其纯粹，不以具体形态动人，而是虚幻、流动、不可描述，这一点与音乐的本质相同。杨伯达想到，他自己及一些同好在见到一块美妙的玉料时也常会产生这种无法言传的恍惚之感，老古玩家称之为“不能言传，只能意会”、似“迂腐”又似“灵通”之境。
“美的教育具有解放思想的品质。”在《〈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一文的玉美学观》一文中，杨伯达以黑格尔这句名言，结束了两代读玉者的隔空灵魂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