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生活分享网幸福是什么？这既是宏大的哲学命题，也是对生活的追问。但当我们试图回答时，却又陷入语言与思考的窘境。
在这本《寺山修司幸福论》里，日本作家导演寺山修司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论”。他以寺山式的想象力与哲学思考，解开了加诸于幸福一词的枷锁，他这么说道，“我多希望当我说起幸福时，语言能像小鸟般拥有自己的小宇宙，自由地翱翔。或者，至少也像火车的汽笛声般包含着鼓励与眷恋。”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寺山修司幸福论》一书。
原作者 | [日]寺山修司
摘编 | 青青子
《寺山修司幸福论》，[日]寺山修司著，杨玲译，浦睿文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2月。
01
令幸福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
而是轻蔑幸福的我们
开口说幸福二字，总会令人脸红，因为人们通常觉得那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用词，踏上了真正的人生之路之后，就不应该再提那两个字了。但是，托马斯·曼的名句“轻蔑政治之人只能拥有被轻蔑的政治”也同样适用于幸福。令幸福不断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轻蔑幸福二字的我们自己。
少年时期的我们常常吟诵卡尔·布瑟的诗句：
人说
山的那边
遥远的空中
有幸福栖息
如今这首诗却成了三游亭歌奴的单口相声段子，靠模仿有家乡口音的口吃的学生，重复着“山的、的、的、洞、洞……”来取观众的笑声。但这种笑声并非源于对卡尔·布瑟笔下“灵魂想要逃往世界那边”的伤感幸福观的批判，而是在更具自虐性地对幸福观本身的否定中产生的。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们对自己少年时期的理想的嘲讽，是一种“反正无论去到何处都不会有幸福这种东西”的念头。这是多么悲惨啊。即便如此，他们仍热衷于追求名利，希望靠继承遗产或中奖发大财，这与“幸福”二字并无关联。
年少时期被卡尔·布瑟的诗、黑色发丝及美好回忆装点的不谙世事的感性早已不在，“山的那边”成为人们想逃离时代封锁的导游图，然而，就连这一丝寻找自身幸福论的线索也在大众的笑声中销声匿迹。掉进“山洞”里的究竟是谁？难道不就是迷失了远方之山的普罗大众吗？
我们这个时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论”。想要让幸福本身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幸福论的存在，但现在在书店的角落里蒙着尘的只有阿兰和希尔蒂的毫无用处的幸福论。
两年前，我和TBS电视台的荻元晴彦一起制作了一档电视纪实类节目《你……》，我们走到人群中，将麦克风突然伸到人们面前，问道：“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得到的大多数回答是“午睡”“看电视”或者“饱餐一顿美食”。那一张张面孔在电视屏幕的灰色光影中突然出现又倏忽消失，估计荧幕外的观众们只会觉得这是在做什么伪证吧。哪里出错了——但是，若要说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回答，观众们也只能闭嘴吧。
贫穷不是幸福。“午睡”和“饱餐一顿美食”本身并不应该被轻蔑。但要把这些日常的小满足作为幸福来理解，就需要想象力的帮助。这种想象力与传统的、只给体验赋予意义的、一贯的幸福论是两回事。
对于坏天气的好用法，我有一个有益的忠告，把它加入我所思考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中去。我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屋顶上的瓦片发出了响声。无数的沟渠潺潺作响。雨水清洗后的空气，仿佛被过滤了一般。云层看上去有如绝美的百衲衣。要想捕捉到这些美感，我们就必须学习。但是有人会说——雨水会毁掉收成。又有人说——什么都被泥水弄脏了。再有第三位说——明明是雨后坐在草地上心情无比舒畅才对。当然。这些谁都知道。就算你愤愤不平，事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我所蒙受的不平之雨，即使我在家里也一直追逼着我。所以下雨的时候，我们才更想看一看充满阳光的表情。坏天气时请保持好心情！（阿兰《幸福论》）
这就是阿兰的幸福论，无比独特。无论是越南战争也好，李珍宇的女高中生杀人案也罢，什么都能被他的理论变成幸福。
但是，让阿兰的《幸福论》这种东西见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也是对他人的义务，这一点没错，但消化自身的怨毒、连无法尽诉的怒气都要自我净化的《幸福论》充其量只能一时地排解烦忧罢了。假设收到了一张征兵通知单，我们可以用“坏天气的好心情”微笑着赞美这张通知单印刷精美，但这种幸福并不能完成对他人的义务，有时甚至只是通过自身的不幸来确保对他人的真诚罢了。
幸福，应该存在于从根源上铲除阿兰“坏天气的好心情”理论的日常冒险之中。
我的诗中
总有列车奔驰
虽然我从未乘上那班列车
“幸福论”从我的一行诗句中脱逸出来，奔向街头。
02
幸福论的“论”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幸福论”都是在书本上构建起来的思想。不仅是阿兰和希尔蒂，纳尔的《友情论》、武者小路实笃、龟井胜一郎等人的幸福哲学也是如此，一言以蔽之，皆是唯心主义论调。人生简直就像羊毛被染成红色一般被幸福浸染，美不胜收。
这种幸福论，简单来说，是一种学习从人格关系看世界的认识论。“在一起谈论人生的朋友，如同在高原上闲逛的人们。但只要一见面就彼此激励、让自身最引以为傲之处得以发扬光大的挚友，就像齐心协力攀登高峰的伙伴。前者的聚集是为了享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后者的相聚是为了突破自己的极限。”“‘你小子’‘老子我’这种狎昵称呼是友情世界里的伪钞。”（纳尔《友情论》）
上文的美文风格可以说是大部分幸福论的共同倾向。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难道那些住在胡同小巷里满嘴黑话的“思想家”们就没有资格谈论幸福了吗？他们何止“你小子”“老子我”，就连“你这混蛋”“白痴”也都是彼此间常用的称呼——对于这些几乎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来说，幸福论的“论”究竟是什么呢？
我开始大量阅读是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无事可做的我以时速100公里的势头拼命读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亨利·米勒、梦野久作、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一本接一本找来看。不过最近才意识到，恢复健康后的这十年，阅读量明显减少了。其实我去书店的机会并不少，报纸上登的新书预告也会留意。但是，那种心情就像一个退役的棒球选手在咖啡店里看体育报纸上现役选手的击球率排名一样，带着一种怀旧感和自我厌恶感，极为复杂。
我曾写过《抛下书本上街去》，也曾高呼过“永别了！阅读”。那是因为，阅读对于我所思考的“幸福论”之“论”的形成只会是一种障碍。
你读书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那是我在军队里的时候。
——那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那是我在住院的时候。
——那是我在上学的时候。
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人生被某种因素封锁时的赔偿经历”，或者是一种“人生旅途中临时下车休息时的愉悦”。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的生活留白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但那种留白是由于行动的停滞产生的，其本身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思考经历”。
我曾认真考虑过有没有能一边跑步一边读的书籍，或者一边泡澡一边读，又或者不锻炼不做拳击练习就不能读的书——如果真有这样的书籍，那么以书籍为起点的“论”就能焕发出全新的亮丽色彩。可惜，在现代的书房中，并不存在锐眼之鹰。
书籍，说到底只不过是那些很闲、有钱又有点厌世的人，在一个名为“时光”的书房中，坐在叫作“修养”的椅子上，品味一段“代理人生”的工具罢了。
我曾经梦想过一种“伟大的书籍”。那本书是铁质的，有1张榻榻米那么大，书脊连接处用的是铰链。厚厚的铁封面上可以刻点什么，比方说尼采的这句话：
看啊！看啊！老舵手在高呼：
“查拉图斯特拉将要步入地狱。”
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古代拳击史、卡萨诺瓦回忆录之类的文献资料也行。
反正重点在于翻那本书得耗费体力。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很想体会那种用尽全力翻开书页与“意义的世界”一决死战的疲惫——类似于劳动之后的快感，那才是我想要的。
03
从书籍中寻找“幸福论”的线索
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也是一部借由书籍探讨“幸福论”的科幻小说。
小说的简介上有这么一句话：“华氏451，那是让纸张起火燃烧的温度……”在小说中的那个世界里，我所提出的“永别了！阅读”被当政者采纳，产生了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电视，由电视来传播知识或信息。若有人偷偷躲起来看书，消防队员就会赶来将书焚毁。
然后，书籍的乐趣——人生的休假，被法律禁止。
另一方面，取代了书籍地位的电视逐渐环境化，不仅单方面向观众讲述，而且还能够与观众交谈。主人公的妻子就参与了一档连接演播室和家庭的节目，坐在自家起居室里和主持人对话。作者布拉德伯里创造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认为一对一的交流和一对多的交流都是指向同一种“幸福论”的线索，但作者却对那样的社会发出了警告。
布拉德伯里指出，阅读行为永远都是一出独角戏，而未来的“对话共和圈”——能够互相对话的环境，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这句感想让我深有感触。
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一位不可思议的少女领略了书籍的魅力。他给围在电视旁的妇人们朗读了书中的一个段落，结果大家非常感动，甚至有人落下泪来。于是，主人公的妻子因为嫉妒众人由书籍产生的友情而向政府告密。
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妻子的嫉妒并不是针对书籍，而是“感动到落泪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
电视所构建的“对话环境”，本身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但书籍带给人们的是虚构出来的“另一个世界”。主人公把这样一个世界与其他女人共享，那只能是出于爱情，因此，妻子的嫉妒绝不是不合时宜的。只是，主人公朗读书籍里的一段给旁人听这个非法的、极为危险的行为，成为小说的重点。
在《华氏451》中，看书并朗读给他人听，并非“逃避人生”，反而是对人生的积极参与（当然，即使在我们这个年代，即使孤独的阅读是闲人的所有物，一旦站上读书会的讲坛，又另当别论了）。
热爱书籍的人们，沿着早已废弃的铁路，聚集到森林之中，建立起一个由语言构成的乌托邦。每一个人都完美地记住了一本书，它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马太福音》、《拜伦诗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书籍本身。
即使书籍被焚毁了，他们也会继续活下去，并将书籍永远地传播下去。书籍森林的一个居民说：“在耶稣降临之前，有一只名叫凤凰的怪鸟，每隔几百年就会堆起柴火，把自己火葬。那家伙一定是人类的兄弟吧。每次自焚后，它又从灰烬中重生。是同样的鸟再一次降生哦。和原来一模一样哦。怎么样？你们难道不觉得和我们人类一样吗？我们不也是翻来覆去地重复一样的行为吗？只不过我们拥有凤凰不具备的能力。那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现在进行着的是多么愚蠢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一千年来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愚蠢。”
周一是埃德娜·米莱，周三是沃尔特·惠特曼，周五轮到威廉·福克纳，一切的一切都被烧成灰烬。这种社会中的“幸福论”不是我的问题所在。
首先，这种社会只不过是布拉德伯里虚构的产物，并没有离开比喻的世界。不过令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当人们想将书籍永远地保存下去时，反而会将一度被抛弃的鲜活的人声重新拾起，背叛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由文字书写、机器印刷产生价值的优秀书籍，想要永远地保存下去时，却不得不依赖极为不可靠的肉体，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啊。书籍的历史性（绝不可能发生在凤凰身上）通过肉体得以传承，这应该不仅仅是布拉德伯里的感伤吧。
想要通过电视创造出“对话环境”的超现代当政者，与挺身反抗、试图保卫书籍的人们，唯一能让两者互相理解的时间回路存在于人类的肉体中。这一情节设计极有说服力。
当然，如果试图从这部小说中寻找“幸福论”的线索，那一定不在被焚书官们焚烧的书籍中，而存在于“化身为书籍的人们”之中。
我的“永别了！阅读”之“论”，以“保卫书籍之战”的名义存在于这本小说中。
04
幸福论，也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对话
“幸福”具有现时性，像是以时代为和弦的摩登爵士的即兴演奏。因此，若想通过书籍把握幸福，就会受到书籍本身历史性的干扰。
回溯书籍的起源，古代书籍其实是艺术的开始。早在原始书籍出现之前，人类已经开始制作“绘画之书”了。黏土上弯弯曲曲的线条、洞穴岩壁上的手印等，都是“图解”类读物的开端。据埃里克·德·格洛利埃的《书籍的历史》所述：“洞穴岩壁写实艺术较为发达的中心地带，其艺术就会向着比喻与象征的方向进化。”“在西班牙东部、比利牛斯山脉南北两侧、非洲北部，人类或动物的象形图案不断变形，变得更为单纯，最终形成了单纯几何学的图案。”但那些古代“读物”，与其说它们是寓意某种行为的替代物，不如说其本身就表现了行为的存在。
大量集中的鸟、老鼠、青蛙等鸟兽状器物，斯基泰人为了阻止大流士侵略自己国家而送去的五支箭，秘鲁人的绳结，使者权杖上的刻印等具体事物，象征物品拥有者的图腾和通过人类皮肤将精神寓意化的刺青文身等抽象事物，都不是具备某种寓意功能的替代物，应该说那些器物和图案是将人类与自然或事物发生的关联作为一种行为进行刻画的。但是，工业革命之后诞生的印刷读物毫无疑问都是替代品。语言在古登堡的“魔鬼发明”的作用下，渐渐沦为行为的替代物，印刷发行的书籍中开始出现单方面的思想传达。
我们被赋予了书籍，或者说被书籍赋予了语言，我们可以选择，但是无法改变它。我们不可能通过与这一行的对话来决定下一行的内容。一行与一行在书籍印刷完成时，就像列车的两条铁轨，保持着相同的距离不断延伸，不论我们站在中间如何挥动反对的大旗，也无法使其出现任何扭曲。
而且，被印刷在纸张上的语言——比如“苹果”一词——就是为了让我们联想到苹果这个物体而存在的，不像古代读物那样“自我表现”。仅作为文字符号出现的“苹果”，既没有色彩也没有重量，多么可怜啊。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幸福”一词。虽然我并不认为那仅仅是由于活字印刷的整齐划一造成的，但不知为何，我总能从书籍中感受到类似权力的东西。鲜活的人声可以让人感到暴力的味道，而书籍有着权力的气息，这可能是因为鲜活的人声可以相互交流，而书籍只能单方面传递信息。在阅读索雷尔的《暴力论》——虽说这也是一本书籍——时，他将自上而下的力量称为权力，自下而上或者横向的力量定义为暴力。我对使用书籍来阐述幸福论感到抗拒，而在提出将其回归鲜活的人声时，也许在潜意识中思考着“幸福的暴力性”吧。
但是无论如何，尽管我像现在这样情绪高涨到“华氏451”，像书中的焚书官员一样否定书籍，但当使用书写这一形式时，我就已经“书籍化”了。
我时常想，若有一本书表示“这本书会与你对话”，那该有多好。第一行是作者对读者的话，下一行则由读者的回答来刻画完成。如果它同时还是一本可以边跑步边阅读的、可以拥抱的、有着肉体知性的……“幸福论”难道不就是作为这种“灵魂对话”的指导原则而存在的吗？
我曾经买过一张号称“会与你对话”的唱片。我带着唱片回到独自居住的公寓里，泡好咖啡，坐在唱机前。
窗外下着雨。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期待着将要发生的“对话”——而且还是与人类之外的物体的对话——将唱针放在开始旋转的唱片上。但是，唱片却自顾自地开始讲述小红帽的童话故事。而且讲故事的声音，并不像在与我“对话”，反而更像为了它自己在讲述。我失望至极地听着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的故事，一边想着“对话”到底是什么。
两三年前，电影院前设置过一种“明星电话”，它要比我这张唱片有人情味多了。那是一部电话机——不过对方的声音是事先录制好的——只要扔进10日元就能听到加贺麻理子或者岩下志麻接电话的声音。
电话铃声响过之后，对方接起电话。先是自报家门：“我是加贺麻理子。”说上两三句后会问：“你最近还好吗？”紧接着是一小段空白——为了让打电话的人说些什么的时间。对方的录音也好，留白也罢，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种模式化的对话概念的产物，但即便如此，也足以慰藉粉丝们饥渴的心灵。然后，加贺麻理子接着开口。
在这段对话中，完全不存在有血有肉的交流，有的只不过是作为一种信息而被印刷出来的明星海报以电话这一日常工具为媒介——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变得“环境化”了。但即便其本质是无血无肉的，孤独的粉丝们仍然毫不吝惜地将10日元投入电话机。那光景让我想起儒勒·列那尔的“幸福，就是寻找幸福的过程”，空虚却温暖心灵。
一个中年男人竖起外套的衣领站在“明星电话”前，口袋里攥着在车站为家人购买的鲷鱼烧。
他扔进10日元，对着听筒说了一句：“喂喂？”
桑野美雪接起电话说：“好久没见啦。”对于中年男人来说哪有什么“好久没见”，这是他与桑野美雪的“第一面”和“第一通电话”。但中年男人的脸上还是绽放出了笑容。因为他现在身处家庭之外、公司之外，甚至可以说身处他四五十年来的人生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中。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桑野美雪问道。
“不景气啊，”中年男人答道，“被会计摆了一道！还有啊，我昨天把奖金全部用来买了十号赛道的三保松，那匹该死的马居然在出发点站了起来，佐山这个白痴！输得精光，一分不剩了啊！”
中年男人的说话方式绝不是独角戏，也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向着他所深信的另一个世界诉说，简直就像孩子对远在20亿光年之外的暗夜之中的“小王子”倾诉一般，让人感到一丝微弱的期待。
灵魂，或者亡灵（您爱叫什么叫什么）被带到了一片巨大的平原上，等待它们的是最后、最大的考验。一个个装满今后命运的袋子被扔到它们面前，而亡灵还拥有它们活着时的记忆。它们凭着原有的欲望或悔恨挑选面前的袋子。一心只想要钱的家伙选择了充满金钱的命运；原本就富得流油的家伙想要的更多；酒色之徒当然选择装满快乐的袋子；野心家在寻找装了王者命运的袋子。最终，每一个灵魂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袋子，将自己未来的命运扛到肩上，前往忘却之河。喝过“遗忘”之水，再次出发前往人间，走上各自选择的人生。（阿兰《幸福论》）
但“明星电话”前的中年男人并没有肩扛命运离去，相反，他停下脚步确认着自己的命运。若人类的命运真能装在袋子里该有多好，而且还能扛着离开！那就不用听卡夫卡哀叹：“为何人类不是一个只是装满了血的袋子呢！”然而，我们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就是我的肉体。若要将两者区别讨论，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就会重蹈那些传统“幸福论”的覆辙了。
“幸福”无法通过书籍的历史性来把握。“幸福”应当在各种媒体不断环境化的状况下，仍然执拗地端坐在自己的肉体内，像寇特兰、马尔·沃尔德伦的爵士乐一般暴力燃烧着，成为语言之外的精神上的狩猎。
但是，这种否定书籍的“论”却不得不用文字写下来，这令我懊恼无比。我多希望当我说起幸福时，语言能像小鸟般拥有自己的小宇宙，自由地翱翔。或者，至少也像火车的汽笛声般包含着鼓励与眷恋。
原作者 | [日]寺山修司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 | 申婵
校对 |柳宝庆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