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一部《觉醒年代》，常令观剧者赞叹“神还原”。比如那些叱咤风云的大师，大人物，以及剧中还是小年轻，未来将震动中国的革命者们。哪怕对着真实照片来看，你也会感到毫无违和。而其中一些“龙套”，还原的也十分像。典型一位，就是巴黎和会上，中方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

按道理说，这位仁兄也是个重量级人物，但是，由于《觉醒年代》中大咖太多，这位老兄的戏份，多数是匆匆一瞬。只有巴黎和会的那段戏里，多加了一点戏份。其实放在各式各样的民国剧里，陆征祥多数都是配角龙套的命。

但是，如果我们想深刻铭记那段憋屈的外交史。陆征祥，这个很多人嘴里的“卖国贼”，其实是我们需要铭记和研究的人。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心里的一窝囊口气，憋了好多年……

学法语为何去俄国当翻译？

我们常说，近代中国历史是一段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还常说一句话，叫“弱国无外交”！但怎么个“无外交”？陆征祥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起步非常晚，甚至在晚清还闹出过“外交官拿着外国的电线当吸管”的笑话。但幸运的是，起步很晚的近代中国外交，其实还是赶上了一拨人才，陆征祥是其中之一。

陆征祥是1872年出生在上海，父亲陆云峰经商，家境殷实。陆征祥出生时，鸦片战争过去三十多年，此时上海的社会风气明显发生变化，部分上海人不再视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反而积极地学习。陆云峰就是一位眼界开阔接受西方文化的商人，而且他还是个天主教徒，与外国传教士的交往密切。所以对儿子的教育颇为离经叛道，让其不走科举“正道”，而是学习有用知识，作为谋生的本领。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11岁的陆征祥被送入上海的广方言馆学习，目标是将来能当一个有稳定收入的邮政办事员。进了广方言馆，在专修哪国语言的问题上，陆征祥最终选择了法语，而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他后来进入外交领域。

在广方言馆，陆征祥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一个最能说明的例证是，7年后的1890年，他直接被保送京师同文馆，要知道广方言馆每期的毕业生大概40人，能被保送至同文馆的只有7个人，可见他成绩非常出色。

先读广方言馆，再进同文馆，同文馆我们都知道，近代中国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地，对外的重要窗口，电影《黄飞鸿》里的“黄师傅”，为了保卫同文馆差点把命搭上，而陆征祥恰恰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人才

接受完同文馆教育后，陆征祥得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担任驻沙俄使馆的翻译。

读到这儿是不是有点糊涂了，他不是学法语吗，怎么派到俄国当翻译？

这事还真不是满清政府昏庸糊涂，要知道当时俄国上层贵族习惯用法语交流，因此派法语翻译去沙俄当差，那真是专业对口。

大清外交官到底就多悲催？

在沙俄当翻译，陆征祥一干十四年。看着体面，内心感受就俩字：糟心。

在使馆担任翻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各种条约。条约的内容，基本是割多少地，赔多少钱。但再扎心也得完成翻译整理。陆征祥在圣彼得堡任职的14年中，三位上司（许景澄、杨儒、胡惟德）的前两位都先后去世，足见那时候当大清的外交官绝算不上一个好差事。

十四年里，对陆征祥影响最大，也是让他最糟心的事儿，就是“中俄东三省条约”的交涉。1900年，沙俄在庚子国难里趁火打劫，以十七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妄图建立“黄俄罗斯”。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电令清朝驻俄公使杨儒与其交涉谈判，陆征祥作为翻译，全程陪同谈判。

当时的情况是，说好听点是谈判，说不好听就是被虐。俄国重兵入侵，谈判桌上趾高气扬，中国代表只能忍气吞声，陪着笑脸虚与委蛇。种种悲催场面，被陆征祥记录下来。后来陆征祥回忆交涉场景时曾说：“沙俄的财长维特把条约扔在一边，直接拍桌子咆哮，那种出言不逊傲慢无礼的样子完全没把人放眼里 ，我只是一个翻译，也觉得心悸不已。”这些屈辱的回忆，构成了中国外交史上最悲惨最屈辱的时代。

可以说，只看青年时代陆征祥经历的种种，便知道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什么？最终，清政府以巨大代价换来沙俄的撤军，但身心俱疲的驻俄公使杨儒，很快客死他乡。

经历了整个屈辱过程的陆征祥，也逐渐成熟起来，成为近代中国外交界的黑马。

为何妻子留遗嘱让他当修道士？

1912年，陆征祥成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但是，一口知名的大黑锅，很快扣在了他的身上。

1915年，日本提出了让中国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人家张牙舞爪打上来了，北洋政府只能硬着头皮应战啊！

这个“外交战场”，只能让陆征祥去了。当时的情况，日本强中国弱，大总统袁世凯还有自己的小心思。

而陆征祥呢，其实他是很想干点事儿的。出任外长后，他特地请翻译家林纾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这意思很明显，他提醒自己“不忘马关”，勿忘国耻。

但没想到，一个比马关条约还要重还要黑的锅，就这么毫无提防地砸了下来。

应对“二十一条”，陆征祥其实也是绞尽脑汁，就像“老上级”杨儒当年在俄国一样，他曾采用过“拖字诀”。当时陆征祥制定的谈判策略是“逐条讨论”来拖延谈判，即“今日将大纲意见说明，将来对于各条讨论时，中国政府再对每一条提出修正案。”这背后还有个小九九，就是希望一拖延，能有时间寻求他国的帮助。

可当时西方列强正忙于一战，哪有闲功夫管这事。日本方面咄咄逼人，想多拖几天，简直比球场上躺草皮上拖时间还困难。拖到最后，这丧权辱国的字，还得陆征祥还签。

多年以后，陆征祥回忆当时签字前和袁世凯的对话。他当时很清醒，明确对袁世凯说：“签字就是是签了我的死案。”袁世凯安慰他说：“不会的。”陆征祥好似未卜先知地说：“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会说我陆征祥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此时，袁世凯只能报以苦笑。

不管陆征祥如何解释自己的委屈和无奈，毫无疑问《二十一条》这口黑锅，既然当时他是外交总长，在其位谋其政，历史最终选择了他，他恰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洗白”的。

事实上，包括他的家人，也对当时的选择耿耿于怀，因为很清楚，这件事将是他无法弥补的大错特错。

1933 年，陆征祥的夫人培德（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培德·比夫）在巴黎患重病，弥留之际给陆征祥留下遗嘱，其中特别提到：“你平生只有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 《二十一条》）。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到比利时我从前读书的学院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

陆征祥看完遗嘱后，悲痛欲绝，绝食三日之后，他真的去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做了修道士，而他人生的最后时间也是在这个修道院度过的。

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

不过，这个 “赔了一辈子小心”的男人，难道永远这么憋屈吗？

其实，他也有“雄起一把”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巴黎和会”！

说到“巴黎和会”，我们今天熟悉的，就是西方列强的龌龊勾当和贪婪日本的小动作。特别是类似《我的1919》等影视剧播出后，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的风采，曾让多少热血青年神往。但多数影视剧没有表现的，此前一向谨小慎微的陆征祥，在巴黎和会的关键时刻，也算挺起胸硬气了一把。

当时，中国代表团确实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一边是北洋政府的压力，要他们继续服软、接锅，另一边是西方列强的压力，也要他们接锅。特别是在日本公使“开辟第二战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时候。陆征祥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拍板决定，坚持把中日签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密约送交和会并公诸于众，等于明面上和日本人翻脸了。要知道当时，北京政府还是犹豫不决，代表团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而陆征祥能做出这一决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而此刻他也说出了外交生涯中最“爷们”的一句话：“此事横竖不能向日本讨好”

这话如今听着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但想想在马关苦苦哀求的李鸿章，还有病故在彼得堡的杨儒，就知道当时说这句话，特别是坐到陆征祥位子上，那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在巴黎和会斗争的白热化阶段，陆征祥先是托病撂挑子，然后由顾维钧出面，上演了近代中国“说不”的硬气一幕：拒绝签字

当时，陆征祥先是密电北洋政府，请免外长职务。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干脆以“旧病骤发”为由，直接住院，不再主持代表团工作。接着再电报北洋政府，转告医生意见：“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就这样，他“变相”辞职了，彻底推却了签约的责任。在此之后，才有了顾维钧担负起继续交涉的权力，最终完成拒绝签字的壮举。

不过，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里承认：说不，是陆征祥同意的。

即使陆征祥再后来当了修道士，似乎“不问世事”，但二战爆发后，他却再次站了出来。当时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以“木兰”为笔名，向欧洲人民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呼吁世界人民一起来支持中国的正义行为。他大声疾呼：“中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也是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而抗战胜利后，百感交集的陆征祥，一句话道尽了近代中国多少外交人员的梦寐以求：“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到了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了。”

他的憋屈，他的不甘，他的结局，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旧有太多争议和唏嘘。但看懂这一切，也就明白了弱国无外交的真谛。几十年后的今天，世界依然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已不是那个中国。如今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国，已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有资格居高临下和我们讲话”的中国，相信今日之中国，也正是当年的他们，一生苦苦期盼的样子吧！

参考资料：杨智友《陆征祥为“二十一条”忏悔余生》、林正德《陆征祥和《二十一条约》的签订》、邓凤瑶《陆征祥的条约观研究》、黄尊严《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