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大文豪欧阳修在评卷时陷入了矛盾中呢?摆在他眼前的考卷绝对是称得上本朝科考以来的最佳文章,可欧阳修迟疑了,该不该给第一呢?
如果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那就得让他陷入舆论风波了。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大笔一挥写下“第二”两字。
这篇让欧阳修迟迟不能下评语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即是两宋全能人才苏轼。
相传当时的考官看到文章中尧和皋陶的故事时,均面面相觑。
这些饱经诗书的文豪均未看过这个例子,都认为文章写得好,夹叙夹议,文笔犀利直戳人心。谁也不愿开口说出没见过,这不是打脸告诉大家,我孤陋寡闻吗?
在考试名次出来后,对考生进行复盘,针对这篇文章的例子,有人问苏轼这例子出自哪本书?结果苏轼笑呵呵地说:“我编的。”
听到这句话考官全愣了,这也行?
就如同我们都觉得“我没说过这句,不过确实说得在理”,是鲁迅先生这种愤青能说得出的话一般,尧和皋陶的故事虽然是苏轼现编的,但太过于真实,大家都信了。
都说高考现编是考生一大技能,只要你编得巧,编得妙,那你文章就是呱呱叫。你看,这苏轼绝对是一位高考奇才啊!
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感慨道:“如此英才,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从而有了今天我们的第一梗“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的苏轼就这样当上了公务员,被派往凤翔做签判,虽说只是一地方小官,但这并不影响苏轼的发挥。
当然也是在那里,苏轼耿直敢于直言的职场特性也就早早体现出来。
据说凤翔陈太守看不起苏轼这小后生,觉得他太自傲高冷,总是与他不对付。
一次,陈太守向苏轼约书。他是大笔一挥就写下来有名的《凌虚台记》,献给了太守。
洋洋洒洒的一篇美文,有理有据,而一句“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之矣”就犹如向世人宣告我就是在讽刺太守的好大喜功。
好在陈太守虽与他不对付,但爱才,看到文章后竟然还能咬牙切齿地点了赞,并将之刻入石碑,以供后人借鉴。
而苏轼爱写文“调戏领导”的毛病也伴随着他一生的。
对待朋友,他也是如此。后来苏轼调任黄州时,与陈季常那是相见恨晚啊!两人经常把酒言欢,忘了时间。
而陈季常惧内人皆尽知,也是苏大学士爆料的。据说,有一次苏轼与陈季常相约,结果在清酒好菜下,讨论诗词歌赋过于忘形的两人,一不留神就忘了时间。
陈季常夫人就找上门来,大吼一声,吓得陈季常手中的竹杖都丢在地上。
这一丢,足够让苏轼笑一年,并为此作诗“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悍妇“河东狮吼”的梗也就那么来的。
而苏轼这一爱说实话,耿直敢言的职场特性在朋友眼里是奇才,是幽默,但在官场那就在给自己招惹祸端了。
可以说苏轼一生在朝堂几进几退都与他敢说敢写有关。苏轼人生的第一次被贬,也就是因为他这一张嘴和文。
1066年,守孝三年返回京城的苏轼遇到了他的宿命男人王安石。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变法,本着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却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劫贫济富。
一生爱民的苏轼哪里能忍,上书直言宋神宗这样变法不行,不富于民就是耍流氓。
神宗作为支持变法的第一把手,岂能容忍他人质疑自己的政令,对苏轼的建议并不采纳。
新旧两派对变法的可行性进行Pk,而才华横溢又经常得罪权贵的苏轼,也因此被诬告。不愿卷入党派纷争的苏轼自动请缨外调到杭州任职。
在外调任八年期间,苏轼除了在杭州担任通判外,还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担任知州。 ^_
任职期间,他看到了太多新法执行过程的诸多问题,为此常常赋诗发泄情绪,讽刺新法,写下不少有名的诗句。
公元1079年,苏轼因带领徐州百姓抗洪有功,神宗下令调任湖州任职。按照当时规定,不管朝廷派你到哪里去,你都得写下谢恩的回信。
这本来没什么,只要说一说自己为人臣子任职期间有无政绩,表达下龙恩浩荡即可。
可偏偏苏轼在《湖州谢上表》文后写下“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下好了,使得本就对苏轼的才能和日趋高涨的名称忌惮的小人抓住机会,对着上表研究个半天。
最终御史台抓住只言片语,到搜集苏轼的诗句罗织罪状,以“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屡教不改”等理由上告朝廷。
一脸懵逼的苏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押解上京,关押在御史台监狱,由于监狱深不见天,屋檐下常有乌鸦聚集,又称之为乌台,而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本以为必将身死的苏轼在里面战战兢兢地度过103天的惊险。
得亏当时他才华横溢才华,人品出众,虽说想害他的人不少,但作为他粉丝的人,爱才的人也很多。
已经被排挤退休的王安石还专门给神宗写信,直言明君不杀有才之事。
深居后宫的曹太后也借着神宗来探病时为他求情,说是仁宗在位时几天极度欣赏苏家兄弟的宰相之才,放了他,哀家的病就好了。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效法于尧舜的贤名,怎么就容不下苏轼一个人呢?”
终于在众人努力之下,苏轼从狱中出来了。
这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刚刚走出牢笼,又开始诠释了什么叫屡教不改,又吟诗唱道: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说的是这次就像是一场梦,醒来之后还是很感动,表达对这次冤案的不在意,下次我还是会说。
据说这诗一出,吓得来接他的弟弟苏辙直接用手捂住他哥的嘴巴说:“哥,我就求求你住嘴,少说点吧。”
而这也仅是他三次被贬里的第一次,后来他又被贬至黄州当团练,作为犯官留用察看,不得签书,公事也没俸禄。为了养家糊口,还租了块地当起农民。
最远的一次是由于他实事求是地直言王安石变法也有可行之处,又得罪人反对派,被贬至儋州,也就是南海三亚。
南海那是一个食无肉,病无车,无使出,连写字都没笔没纸张的土著人生活之地。
可也就是在那里,乐观的苏轼发现海南二宝槟榔和生蚝。为此还专门写下写怎么嚼槟榔和制作生蚝的诗歌。
在那里他自比为海南箕子,教导人们学会开垦荒地种植农业,还办学堂,培养出海南岛的第一位进士。
公元1101年,在北归途中,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下: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有人说:
那个在贬谪地能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他;
在闹市无人知也能快乐分享朋友圈的他;
那个以62岁高龄,被贬至荒凉海南还能写出生蚝美食谱的他;
那个只要有苏东坡在就有诗与远方的他……
怎么会写出“心如死灰”的诗句呢?
可以说此诗是苏轼一生的总结,半生宦海沉浮,三进三出,让他看清人世间的种种不公。
诗的前两句写出他对命运的无奈,哀莫大于心死;
而后两句则以讽刺的手法写出他一生在逆境中仍然创下的功业,那是他对自身的和解与释然。
苏轼这一生从不屑于争斗,只想安静的做个为民谋福利的好官,却一直处在于“得罪人”与“正在得罪人”的路上;
他虽半生颠沛流离,却不改赤子之心。
他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屡遭磨难,却乐观豁达,初心不改。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他的达观豁达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更是泽被于后世。这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境界难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和感悟。